【背景鏈接】

　　2011年1月17日，一名失蹤兒童楊偉鑫的母親發(fā)給于建嶸一封求救信，希望他通過微博尋找她失蹤孩子的下落。此后，于建嶸接到了更多網(wǎng)友的尋子信息，為此他專門建立了一個“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短短10余日內，已有1000多張照片上傳。目前，共有6名孩子得到解救。

　　創(chuàng)立半月來，該微博每天更新近百條解救乞討兒童的訊息，引起眾多網(wǎng)友關注。目前，已有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遲夙生和全國政協(xié)委員、歌唱家韓紅等人同該微博建立聯(lián)系，表示將會就未成年人乞討的救助問題，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提出議案和提案。

　　【標準表述】

　　[原因]

　　拐賣兒童犯罪存在深層原因：

　　首先，高額利潤的驅使，使得犯罪分子鋌而走險。

　　其次，潛在的買方市場長期存在，我國兒女雙全、多子多福的觀念根深蒂固，在農(nóng)村尤為突出。

　　第三，我國目前相關制度政策有待完善，在查處的拐賣兒童犯罪中，利用政策空當騙取計劃生育證或者以收養(yǎng)為名，通過制度漏洞登記戶口等以合法形式掩蓋犯罪的情況依然存在。

　　最后，一起拐賣兒童犯罪涉及拐出地、拐入地、中轉地等多個地區(qū)，犯罪分子多為流竄犯罪，不但給偵查逮捕造成困難，更重要的是拐入地群眾、組織不熱心配合等也為偵捕犯罪分子帶來難度。

　　[特點]

　　當前拐賣兒童犯罪呈現(xiàn)3個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

　　第一，犯罪團伙化趨勢明顯，犯罪網(wǎng)絡錯綜復雜，涉及地域眾多，成員構成復雜，內部分工明確，作案具有連續(xù)性、專業(yè)性。

　　第二，犯罪手段由單一的誘拐向采取偷盜、綁架、麻醉、搶奪等手段轉變，以出賣為目的，盜搶兒童犯罪突出，犯罪惡性程度加劇。

　　第三，拐賣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案件明顯增多。

　　[法律條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0條：禁止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或者組織未成年人進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2條：拐騙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jiān)護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以暴力、脅迫手段組織殘疾人或者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乞討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法律規(guī)定8種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chǎn);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chǎn)。

　　[深度分析]

　　近年來，公安部門投入更大力量來打擊兒童拐賣。自2009年4月，啟動全國第五次打拐專項行動以來，全國破獲拐賣兒童案件4595起，解救被拐賣兒童6785人等。

　　然而，當下所存在的很大誤區(qū)，也就是認為，解救乞討兒童，主要是“打拐”。事實上，拐賣兒童只是乞討兒童中的一部分，同樣有非常多的乞討兒童是跟著父母乞討或者被父母出租給了職業(yè)乞討者。解救乞討兒童不只是解救那些被拐賣的兒童，而是讓所有的乞討兒童，從乞討的生活狀態(tài)中解救出來。因此，在解救乞討兒童背后，其實更重要的是對這些兒童權益的維護和救濟。

　　由此而言，不讓兒童乞討背后，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部門更大的作為。對公安部門而言，不管有無接到報案，也不管是網(wǎng)上還是網(wǎng)下的信息，只要是本地出現(xiàn)了乞討兒童，都應進行調查處理。與司法的被動屬性不同，偵查是一項主動的權能。并不是所有的乞討兒童背后都有刑事罪案，只有經(jīng)過調查之后才能排除暴力、脅迫或拐賣等犯罪嫌疑。從法治的角度看，對兒童乞討熟視無睹，就是一種失職。

　　政府部門、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不要僅僅停留在一個個“打拐”個案的勝利，不要變成一陣風。只有救助了所有非拐賣的乞討兒童，才不會有兒童被拐賣去乞討，這項任務顯然屬于“持久戰(zhàn)”，面臨的社會挑戰(zhàn)更多。

　　[不同聲音]

　　反對

　　隨時隨地將乞討兒童的照片拍攝并發(fā)到網(wǎng)上去，在幫助一些兒童的同時，是否也會侵犯到另一些兒童的權益?

　　這種拍攝乞討兒童并上傳至網(wǎng)絡的行為，被不少網(wǎng)友質疑是否侵犯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和肖像權。有網(wǎng)友就直接斷言，隨便街拍這等近乎娛樂的方式，是在公然侵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權。還有網(wǎng)友說乞討者也有尊嚴，隨便拍誰都未必高興，何況低收入敏感人群。

　　鼓勵

　　在打拐的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很多質疑的聲音，如涉及的侵權問題，也有人提出權利總分輕和重，在彼此存在一定沖突的情況下，可能需要選擇重的。當被拐賣的兒童面臨失去生存權、生命權的時候，肖像權、隱私權可能相較就是輕一些的權利，應該讓位于生存權的捍衛(wèi)。同時，孩子的面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變化，這種影響可能也只是一定限度的。

　　[措施]

　　第一，要建立數(shù)據(jù)庫。

　　這個打拐數(shù)據(jù)庫有兩方面的數(shù)據(jù):一個是丟失孩子的家長的數(shù)據(jù)庫,另一個是失蹤和被拐賣兒童的數(shù)據(jù)庫。這兩個庫的數(shù)據(jù)每天都有新的數(shù)據(jù)補充進來,也時時在相互進行比對。

　　如果發(fā)現(xiàn)了重點線索,警方還要繼續(xù)復核。呼吁孩子的家長盡快到公安機關留取血樣,為找到自己的孩子提供線索。采血以后由地市級的DNA實驗室把血樣進行比對檢驗,進入數(shù)據(jù)庫。

　　第二，依法懲處。

　　在審理拐賣兒童犯罪案件中，人民法院要突出打擊重點，堅決依法判處：一、首要分子、累犯、慣犯、主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危害嚴重以及拐賣兒童多人的犯罪分子;二、以出賣為目的，綁架、偷盜嬰幼兒;三、將兒童販賣到境外;四、強迫被拐賣兒童從事行乞以及偷盜、搶奪等違法犯罪活動;五、造成被拐賣的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的拐賣兒童犯罪分子，應判處重刑乃至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對報請核準死刑的拐賣兒童犯罪案件，只要達到了法律規(guī)定應該判處死刑標準的，均依法核準。

　　第三，成立專職的兒童保護機構，推出切實可行的兒童保護法律法規(guī)。

　　一方面，在公安部內設立“兒童保護辦公室”。建議將公安部刑偵局打擊拐賣兒童辦公室的工作職能進一步擴大，明確辦公室級別，增加人員編制，設立獨立的兒童保護辦公室。主管虐待、遺棄、傷害兒童等侵害兒童權利的治安及刑事案件的同時，積極介入兒童保護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包括處理兒童權益侵害舉報，兒童干預解救，案件調查取證等。

　　第四，健全與完善相關工作機制。

　　首先，要建立健全對街頭流浪乞討人員管理的協(xié)調機制。要加強對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工作的領導，成立救助管理工作領導小組，根據(jù)政策法規(guī)的相關規(guī)定，結合本級政府部門組成的實際情況和職能，明確各部門的工作職責，并定期召開聯(lián)席會議，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做好對街頭流浪乞討人員勸導、護送的救助，民政部門要加大對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的力度，提高救助服務能力，搞好與相關部門的銜接工作。

　　其次，要建立健全對街頭流浪乞討人員人文關懷的機制。通力加強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管理。建議對流浪人員進行分層救助，對未滿16周歲的流浪乞討人員，直接送民政部門設立的兒童福利機構或流浪兒童保護教育中心收容撫養(yǎng)。

　　最后，加強民政部兒童服務功能，擴大現(xiàn)有的社會福利機構的服務對象。將受到暴力侵害和虐待的兒童、監(jiān)護人不明的流浪兒童包含在內。當兒童受到暴力侵害、家長不能提供有效監(jiān)護或不適合提供監(jiān)護的時候，為兒童提供臨時性監(jiān)護，相關費用經(jīng)由國家財政解決。

　　在條件成熟時，將民政部的兒童福利處升格為兒童福利司，理順職能，細化分工，加強專業(yè)性。由兒童福利司作為兒童保護的統(tǒng)轄行政機構，對分散在共青團、婦聯(lián)、兒童工作委員會等部門中的兒童服務職能進行協(xié)調，與公安部的兒童保護辦公室相互配合，對全國兒童福利事業(yè)進行統(tǒng)一管理，明確政府在兒童福利上的主體地位和主導性原則，加快我國由補缺型兒童福利制度向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