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城市的制度包容性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很多農村人涌入城市。但是卻沒有融入城市，在心理從來沒有認同城市；農村的家雖然在心理上受到認同，但是卻不是生活的地方。很多人都過著身心分裂的生活，長期“生活在別處”，有人把這稱為“失根”狀態(tài)。

　　——這種“失根”的狀態(tài)和我們的一些城市缺乏包容性有很大關系。

　　這種包容性的缺乏最直觀的表現(xiàn)就是我們的制度設計。這些制度集中體現(xiàn)在公共教育、醫(yī)療、住房等方面。外來人口的子女不能進入公立學校念書，生病不敢在當?shù)氐尼t(yī)院看，經濟適用房輪到不自己，連住廉租房的資格都沒有……。在這樣制度設計下想要外來人口有歸屬感實在很難。城市的制度設計難道就不能更具有包容性一些嗎？是的政府有政府的難處，制度設計包容性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例如外來人口會擠占本地人的公共資源，稀釋本地人的福利，此外還會抬高本地人的生活成本、增加本地人的就業(yè)壓力等等。以廣州為例，本地人很多都成了“包租婆”、“包租公”，自己卻可以住在政府補貼安置房里。如果一旦讓外來人住上廉租房，本地人的房子租給誰？

　　——城市制度設計的包容性需要重新調整利益分配格局。

　　如果當?shù)卣O計更加包容會有一些當?shù)乩习傩辗磳?。但是如果不包容則有失公平——當?shù)厝说牧己玫母＠芏啾緛砭褪峭獾厝藙?chuàng)造的。面臨這個兩難我們的政府要有勇氣和決心作出選擇。政府自己要看到制度設計包容性不僅是對外來人口，而且對當?shù)厝撕驼麄€城市的整體長遠發(fā)展都是有好處的。制度包容性可以讓外來人口有安全感，讓他們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城市的建設中，創(chuàng)造巨大人口紅利。

　　制度的包容性可以改變一些當?shù)厝撕靡輴簞诘牟涣甲黠L，迫使他們的積極參與社會競爭，不僅可以提高他們自身的能力，同時也能夠創(chuàng)造巨大的社會財富。制度設計的包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可以讓城市更加和諧……。廣東省的深圳市被稱為中國最有活力和潛力的城市之一，很大程度上就和它制度的包容性相關。美國作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國家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制度設計的限制少，能夠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才。

　　中華民族從來都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民族，中華文明也是具有包容性的文明，我們的城市也應該是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我們要把這種包容精神落實到生活中，落實到我們的制度中，為推動城市化進程，為流動人口找到自己的家園奠定公平在制度基礎。

　　土地承包經營權放得還放不得？

　　——從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想到的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出臺了一些適當放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農村的勞動力，對于保障農民權益，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推動農業(yè)現(xiàn)代化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在這個政策的引導下，成都溫江地區(qū)啟動了讓農民變市民的“三保障、兩放棄”試點工作。所謂三保障包括：一是能夠在城市的二、三產業(yè)就業(yè)；二是在城市擁有自己的住宅，家屬能夠在城市居住；三是能夠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會公共服務。所謂兩放棄是指：農民自愿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

　　能夠成為城里人是很多農村人祖祖輩輩的期盼，有了這個政策，這個遙遠的期盼變得觸手可及。很多人都會為這樣的政策感到歡欣鼓舞，是的，這個政策可以推動城鎮(zhèn)化，可以將農民納入更加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中來，同時還給農民提供了更多的發(fā)家致富的機會，給消費打造了更大的市場……。在我們看到政策的好處時我們也不得不估量一下政策的風險。

　　這個政策最大的風險就是就業(yè)風險。我們是否想過現(xiàn)在的城市能夠為農民提供那么多的就業(yè)崗位嗎？遠的不說，就是近幾年發(fā)生的金融危機就導致大量的農民工還鄉(xiāng)。如果我們把農民都趕進城市，我們遇到下一次危機的時候我們怎么辦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公務員、教師、醫(yī)生等職業(yè)外，很少有“穩(wěn)定”的工作。農民即便是現(xiàn)在在城市的二、三產業(yè)就業(yè)，但是很難保障他們不失業(yè)。由于農民大多數(shù)都是從事的低技術含量的行業(yè)，他們很多人缺乏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能力和資本，最重要的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就業(yè)保障還非常不健全。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一旦失業(yè)將給社會造成巨大的負擔。如果農民還有土地，他們是不用擔心失業(yè)問題的，失業(yè)之后土地就是他們的退路，就是他們的保障。有人會反駁：這個政策中不是有三個保障嗎？如果我們用心分析，這個三個保障最重要的是前面兩個，而這兩個都是農民自己爭取的，最后一個是社會和國家給的，但是確實卻是最薄弱、最沒有說服力的。

　　我們不想惡意的揣測成都市政府的意圖，也不是一定要反對這個政策。我們在此善意的地向成都市政府提出兩點建議：第一，城市化進程是不是必須需都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并且農村土地承包權的流轉不等于城鎮(zhèn)化。我們不一定要把農民變成市民，我們也可以把傳統(tǒng)的農民變成現(xiàn)代的農民。把農村建設好，讓農民在現(xiàn)有的土地上安居樂業(yè)也是解決好農村問題的一種重要思路；第二，即便是城鎮(zhèn)化是可行的，必須的，城鎮(zhèn)化也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那些為了短期的利益、為了政績和面子不顧后果的城鎮(zhèn)化我們必須警惕。

　　對于土地承包權的問題，無論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有一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土地是農民的命脈，是廣大的農村穩(wěn)定的基礎，也是全社會的穩(wěn)定的基礎，土地承包經驗營權絕不能輕易放棄！

　　土地流轉中困境與出路

　　——從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想到的

　　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在放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同時對農民的權益保護提出了特別要求。文件指出要“尊重農民的土地流轉主體地位，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流轉”，并且要求土地流轉“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些要求對農民來說是護身符，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是一種對政治智慧的考驗。

　　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之一就是農民的不配合。當前許多企業(yè)或業(yè)主在農村租賃土地都希望能夠集中連片，便于實施機械化耕種，但大規(guī)模的土地流轉常常因個別農戶不同意而難以成功。造成這樣的困難主要因素有：

　　第一，補償制度不合理。一方面是補償費用低。我國的西北地區(qū)有句諺語叫生意談不成是因為價錢沒有給夠。補償費用低和農村土地流轉剛剛起步有很大關系。大規(guī)模的對糧食生產進行投資在我國可以說剛剛起步，并且糧食生產受氣候影響非常大，很多投資者自己也沒有經驗，對預期的產出沒有信心。在這樣的條件下很難給農民收益提供良好的保障。針對這樣的情況，給農民的收益保障可以將固定收益和彈性的收益結合起來。既給農民基本的收益保障，同時又將農民的收益和企業(yè)的利潤掛鉤。企業(yè)在生產過程中如果受到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政府應該像對待農民一樣對企業(yè)進行救助，保障企業(yè)的權益。另一方面補償制度的不合理還表現(xiàn)在對農民的補償一刀切，缺乏靈活性。農村的地的產出有高低，農民的經營方式也各有不同。如果對畝產1000斤的地和1500斤的地采用同樣的補償標準，如果對種植花卉或和有蔬菜大棚的地采用同樣的補償標準，誰都不會答應。通過協(xié)商對特殊的情況進行靈活處理是解決好個別村民不配合方式的重要途徑。

　　第二，農民缺少安全感。土地轉讓之后主動權掌握在了投資者的手里，農民自己沒有了“退路”。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已經在城市買房甚至扎根也不愿意放棄農村的土地的原因。要解決好這個問題，一方面要做好農民的思想工作，同時要引導農民就業(yè)，另一方面要對土地轉包的年限進行限制，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民缺少安全感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些地方擅自改變土地的用途，將土地用來開礦、建廠甚至用于房地產開發(fā)，成為建設用地。這種流轉被稱作“黑色流轉”，經過了這樣流轉之后，要么是土地回到農民手中時已經成為不能耕作的土地，要么使農民永久的地失去土地。對這樣的情況一定要嚴格執(zhí)行中央一號文件，通過立法對于“黑色流轉”采取最嚴厲的制裁措施。

　　此外，一些農民不愿意轉讓是因為他自己要耕作。對于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和農民耐心的地協(xié)商，可以通過更換土地的位置并，適當?shù)难a償?shù)刃问絹頁Q取農民的理解和支持。

　　在這項改革中，我們會遇到的困難還遠遠不止這些，不管這些困難是什么樣的困難，它們都與收益的保障和收益的增加息息相關。只要我們不停的不斷地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停不斷提高土地的產出，協(xié)調好收益分配的同時保證農民的在土地的產出中收益受益，這個政策就一定會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最終促成農村發(fā)展、農民富裕、投資者收益受益的多贏局面。